上博举办红山文化考古特展，呈现玉器和龙崇拜的渊源

漫漫历史长河中，有一位博学多才的“观星宰相”。他既是朝中重臣，又是科研先锋；他领导研发的水运仪象(yíxiàng)台，被认为是“现代钟表鼻祖”；他组织编纂的《新仪象法要》，被称为(chēngwéi)世界上最早、最完整(wánzhěng)的机械图(tú)纸；他编校完成的21卷《本草(běncǎo)图经》，则是世界上最早的附有植物标本图的版刻本草图谱…… 他就是北宋天文学家、药物学家、政治家和诗人苏颂(sūsòng)。 英国广播公司（BBC）的(de)纪录片说：“有人(rén)认为苏颂是‘中国(zhōngguó)的达·芬奇’，但更准确的说法是，达·芬奇是‘西方的苏颂’。”但在当代，很多人并不知道苏颂的名字和事迹。 福建厦门市同安区的苏颂公园内，一座三层红色(hóngsè)木阁楼因为造型独特，格外引人注目。这是根据(gēnjù)苏颂领导研发的水运(shuǐyùn)仪象台1：1复刻还原的。 进入这座复刻的(de)(de)水运仪象台内部，精巧的设计让人啧啧称奇。这台“天文钟”由水(yóushuǐ)驱动，但并非简单地用水冲击水轮，而是通过精巧的机械设计确保水流量恒定，再通过枢轮及控制机构实现(shíxiàn)精度极高的回转运动，从而实现精准报时。 水运仪象台中层的密室浑象，用于实时演示(yǎnshì)天体运动。组图均为(wèi)夏海滨 摄 更令人赞叹的(de)是(shì)(shì)，水运仪象台的顶层是一台浑仪(húnyí)。它起源于西汉，是古代的“天文观测台”，可以通过(tōngguò)观测星辰变化，调整“天文钟”的“日出”和“日落”报时准确度，还让古人早早地区分了“冬令时”和“夏令时”；仪象台的中层是用于展示天象变化的浑象；底层则是动力装置及计时(jìshí)、报时机构，通过齿轮传动系统(chuándòngxìtǒng)与浑仪、浑象相联。这座巨大的“天文钟”各部件环环相扣、紧密相连，实现了天文观测和报时的“浑然一体”。 当年，作为“专家型官员”的苏颂接到任务后，四处网罗人才(wǎngluóréncái)，发现了韩公廉、王沇之等有(yǒu)技术专长的骨干，组成了研制水运仪象台(tái)的“课题组”。经过3年多的研发和制造，世界上第一台兼具(jiānjù)天文观测和精准报时功能的水运仪象台横空出世。 然而，天有不测风云，水运仪象台在金兵南下后，被人从汴京（今(jīn)河南开封）转移至燕京（今北京地区）。此后因(yīn)经纬度发生变化，且金人不懂如何调整(tiáozhěng)，它无法实现精准报时和相应的天文观测，遂被遗弃，后来原件也被毁坏。进入南宋时期，宋高宗曾试图组织人手重建(chóngjiàn)水运仪象台，但(dàn)因为种种原因，重建计划无疾而终。 矗立于(yú)厦门市同安区苏颂公园的水运仪象台的1：1复刻品。 苏颂的头衔有不少，他既是元祐七年（公元1092年）的宰相，又是当时红极一时的天文学家(jiā)、天文机械(jīxiè)制造家、药物学家和著名诗人。集诸多头衔于一身，这(zhè)与苏颂的成长环境不无关系。 北宋天禧四年(sìnián)（公元1020年），苏颂(sūsòng)出生于福建同安县(tóngānxiàn)芦山堂（今福建省厦门市同安区城关）。“苏颂的父亲苏绅是翰林院学士，母亲陈氏(chénshì)也来自大户人家。陈氏在嫁给苏家时，嫁妆里就有一些(yīxiē)天文仪器。”据苏颂后人、厦门市同安芦山堂苏颂研究会创会会长(huìzhǎng)苏清祥介绍，幼时的苏颂经常拿着这套天文仪器仰望星空。来自父亲的口传心授，让天文的种子在苏颂心中生了根。 在厦门市同安区(tóngānqū)科技馆，还陈列着苏颂的另一项天文仪器——假天仪的复刻模型。它形如球状竹笼，外层糊纸(húzhǐ)，再按天上星宿的位置(wèizhì)在纸上开孔。当人悬坐球内(nèi)，扳动枢轴使球体转动，星光自孔透入，就能(néng)全面地看到星宿的出没运行。“可以说(shuō)，假天仪是古时候人们观测星空的‘AR（增强现实）设备’，借助这个仪器，即使不懂天文的人也能轻易掌握二十八星宿的位置。”同安区科技馆馆长高水满说。 放置于同安区科技馆的(de)(de)假天仪的笼象内部，其主要用来演示我们所看到的星空。 不论是水运仪象台还是假天仪，都是北宋(běisòng)时期科技水平高度发达的体现。更(gèng)重要的是，苏颂还将精密仪器的研发和制造工序详实记录下来，形成了《新(xīn)仪象法要》。 “这就好比我把东西做出来，还管‘售后’。《新仪象法要》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早的‘机械使用说明书’。”高水满介绍，该书图文并茂介绍了水运仪象台的设计、建造和使用方法，其中有关(yǒuguān)“擒(qín)纵器”（近现代(jìnxiàndài)钟表上的关键机械结构(jiégòu)）的描述，证实了擒纵器最早由(yóu)中国人发明。 英国著名科技史研究学者(xuézhě)李约瑟在《中国科技史》一书中写道：苏颂(sūsòng)把时钟机械和观察用浑仪结合(jiéhé)起来，在原理上已经完全成功。因此可以说，他比(bǐ)罗伯特·胡克先行了六个世纪，比方和斐先行了七个半世纪。 生逢其时的(de)“六边形战士” 古代官员中能成为(chéngwéi)“一代名相”的(de)人并不多，做名垂后世的天文学家、药学家或诗人也非易事，但苏颂却是同时拥有这些身份的“六边形战士(zhànshì)”。 有(yǒu)的人天资聪颖(tiānzīcōngyǐng)，出生时的“技能点”都“点”在了天赋上；有的人后天发力，在成长过程(guòchéng)中把“技能点”都“加”在了勤奋上。但对苏颂而言(éryán)，他在幼年时期就爱观星望月，在成长过程中也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通读史书典籍，又有机会将(jiāng)爱好与实践结合，最终成为一代大家。 在古代历史上，中医中药一直(yìzhí)被视为珍贵的资源，但直至北宋，我们一直没有一本涵盖全国各地草药名录且图文并茂的参考书。于是，宋仁宗将(jiāng)“全国中草药普查”的任务交予(jiāoyǔ)了苏颂。 北宋嘉祐(yòu)年间，苏颂在全国范围内召集了一批有经验(jīngyàn)的儒臣，一同审定出版了《神农本草》《急备千金方》《外台秘要》等医学书籍，并与掌禹锡、林亿等人联合完成了《补注神农本草》20卷(juǎn)。 编审这些书目时，苏颂发现前人编纂的药典有一些谬误。为了勘误，他建议各路州县派人将当地产的药仔细辨认根、茎、苗、叶、花、实、形色和大小，并(bìng)将虫、鱼、鸟、兽、玉石等能入药的材料一一画图，说明(shuōmíng)成长过程、收采时间及(jí)相应功效。同时，他们还对海外来的药物进行取样(qǔyàng)分析，并送京城绘成本草图，最终形成了世界上最早的附有植物标本图的版刻本草图谱。后世认为(rènwéi)，《本草图经》给李时珍(lǐshízhēn)编纂《本草纲目》提供(tígōng)了直接灵感。 经过4年的(de)集纳和修订，苏颂编撰(biānzhuàn)完成了共计21卷的《本草图经》。全书收集药物780种(zhǒng)，新增全国民间药物103种，在635种药名下绘图933幅，内容广泛而充实。 “北宋苏颂《本草图经》达到了世界（药学）的最高水平。”国际科学史研究院院士、日本关西大学教授宫下三郎这样称赞苏颂。而(ér)日本科学史家(jiā)薮内清认为，苏颂的著作(zhùzuò)远远超越了为《补注神农本草》加(jiā)附图这种做法本身的价值，他创作了具有全新意义(yìyì)的科学本草书。日本本草学史家冈西为人则认为，苏颂根据天下各郡县所送来的许多(xǔduō)标本和资料，编写了充满渊博(yuānbó)学识的著作，是有关宋代药物的重要资料，其药图对后世的本草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。 “来无源委逢秋盛，信有盈亏应月生(yīngyuèshēng)。”这是苏颂名篇《观潮三首》中的诗句(shījù)，反映了他对潮汐涨落的观察——潮水在秋天时变大，且往往伴随着月相的盈亏变化(biànhuà)。作为一名(yīmíng)功勋卓著的科学家，苏颂将自己的科研所得倾注在诗句中，被后人称为“科学诗”。 “唐宋的(de)名家大作实在太多，苏颂在其中就显得‘名不见经传’，但他的诗确实给后世很多启迪。”高水满说，后人将苏颂的诗篇(shīpiān)集纳成册，编修为(wèi)《苏魏公文集》，在600多首诗篇中有30余首为“科学诗”，为后人进行(jìnxíng)相关的科研工作提供了重要参考。 对现代科学(xiàndàikēxué)发展的启迪 从某种意义上说，北宋时期的中国，可谓是“世界科研(kēyán)的中心”。海外各邦纷纷遣使来(lái)宋，试图(shìtú)将先进的科技带回并发扬光大。但宋之后的一段时间，我国的科技实力却日渐(rìjiàn)衰退，甚至明后期的天文学家“观星”时，都要借助欧洲发明的望远镜。 有一种声音认为，我国古代天文观测(guāncè)主要为巩固皇权服务，这让苏颂(sūsòng)等一批科学家能够调动大量资源。“古时候(gǔshíhòu)的皇帝被称为天子，‘应天承运’是其统治合法性的重要(zhòngyào)基础，这也就是为什么古代要设置专门的部门和官吏来观测天象。”苏清祥(sūqīngxiáng)认为，包括水运仪象台在内的诸多精巧“观星工具”，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诞生的。 然而，正因为天文(tiānwén)(tiānwén)(tiānwén)仪器主要服务于(yú)当时的极少数人，客观上让普通人与“观星”无缘。“欧洲中世纪文艺复兴后(hòu)，科研工作对普通人开放，平民能接触到最新的天文仪器，这为欧洲赶超中国提供了丰沃的土壤。”厦门市(xiàménshì)同安区闽南文化研究会会长林永富说，相较于欧洲天文研究在文艺复兴后的“平民化”，中国古代的天文研究却始终未向普通人开放，我国在这场天文观测竞赛(jìngsài)中逐渐落于下风。这也是明朝后期中国人“观星”需要借助伽利略制造的天文望远镜的直接原因。 闭关锁国政策的实施，也客观上拉大了中外科研水平的差距。明朝时期，为防范倭寇滋扰沿海，统治者推行了“海禁(hǎijìn)”政策，断绝了东西方自海路的民间交往。尤其(yóuqí)是进入清朝后，闭关锁国的实行和“天朝上国”的自大，让中外交流尤其是科技交流几乎陷入停滞。高水满(gāoshuǐmǎn)说，西方在第一次工业革命后，迅速迈入“蒸汽时代(shídài)”，生产力(shēngchǎnlì)和生产关系发生重大变革(biàngé)，加速拉开了中国与西方的科技差距。 新中国成立后(hòu)，我国在天文探索领域再次发力：1970年，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五个(dìwǔgè)向外太空发射人造卫星的国家；2003年，随着(suízhe)神舟五号载人飞船的发射，我国成为全球第三个(dìsāngè)掌握载人航天技术的国家…… 近年来，“天宫”空间站(kōngjiānzhàn)实现航天员长期驻留，“嫦娥六号”在月球背面“寻宝”，“天问一号”对(duì)火星进行细致的(de)“凝视(níngshì)”……这些伟大的天文探索成就，既有中国人自古以来对浪漫星空的追寻情结，更是对苏颂等前人“观星”的继承。 “倚盖星河檐际直，玉晨钟磬枕边听(tīng)。”苏颂对星空的追寻，如今也已成为(chéngwéi)后人奋斗的目标。